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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尔登: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,我们只是做不起好人

先知书店 少数派悦读 2022-07-11

“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,我们只是做不起好人。”
 
不可欺诈、不可偷窃、不可性侵、不可伤害无辜……从古至今,很少有人在道理上反对这些道德诫条,很少有人主张欺诈是美德,偷窃是行善。但在某些社会中,我们会发现,人们很容易就会说谎、欺诈,甚至伤害无辜。当然,这么做,并非是他相信这些行为是正当的,而是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。
 
但为什么这些道德上的“恶行”,会让当事人获利,而并非接受惩罚呢?答案也很简单——道德失范——一个社会应有的“道德底线”的缺位。在这样的社会里,坏人总是得利,好人就总是被害。比如,说真话的人,却被人以道德原因举报——就是因为某种“道德”压过了说真话的道德,而告密的“非道德”却不会对告密者造成影响。
 
于是就变成刀尔登在何怀宏《新纲常》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:“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,我们只是做不起好人。”也正因为如此,著名的伦理学者何怀宏呼吁建立属于中国的“新纲常”,帮助中国社会找到“道德底线”以及一个积极的“行动平台”。

 
我们要问,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,为何需要“新纲常”?“旧纲常”去哪儿了?
 
◎1840年以前的中国:儒表法里,最终变成“礼教杀人”
 
道德的本质是自律,而不是律他。但秦以后的中国,以统治上的理由,把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普遍规范,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。这样一套道理标准,建立并支撑了中华专制的漫长历史,但其本质是“人”的全面社会化,人的价值仅存在于其社会依附关系当中,并且不容置疑,其代价是“人”的消失,最终演变成“礼教杀人”。
 
◎1840年以后的中国:现代性冲击,从调适到启蒙
 
“鸦片战争”以来,晚清政权面对外敌,为其生存展开了一系列或被动或主动的变革,面对这一场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道德观经受了剧烈冲击。
 
随着清朝落幕,共和登场,政治的巨变产生了思想的真空,启蒙运动轰轰烈烈,旧道德与新道德彼此争夺生存空间,也并行共存于中华大地,直到1949年,共识尚未达成,底线有待确认。
 
然而,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,并不等于新世界会主动敲门。一系列政治运动,其代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停滞,更深远的是……
 
鉴于此,何怀宏呼吁,想要摆脱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的历史窘境,必须以改革开放为新起点,建立“新纲常”,不若此,乱象不止,未来堪忧。

▲何怀宏 | 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

◎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道德?
 
因为,经济、法律、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规则,似乎都与道德无关,但实际上都有一种道德的意义,在社会上影响每个人。我们关心道德,其实关心的是社会的底线,一个好的伦理底线,可以保证在经济、法律、政治等各个领域里,给人一个保障。
 
就如何怀宏在《新纲常》书中所说,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,一定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义的。要谋求根本的长久之道,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社会道德根基的明确确立。
 
张维迎:何怀宏兄写了一本好书——《新纲常: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》:它符合时代的需要,当下中国确实需要新的伦理纲常。
 
余世存:何怀宏先生的《新纲常》是一个伦理学家的当代关怀和中国关怀。何先生对道德问题既“沉思有年”,又受当前社会“一些事件的刺激”,因而写下了中国人的道德方略。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。
 
何怀宏老师四十多年来,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学术努力是一以贯之的。他不是就道德讲道德,而是深入探寻道德伦理与政治、法律等社会科学建立紧密联系,也只有这种结合,才能让道德具有现实意义,也才会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我们得以拥有真正的保障和自由。
 
何怀宏老师被视为中国伦理道德重建问题的奠基人,不仅屡有代表性学术著作。前总理一再大力推荐的《沉思录》即为他所译,伦理学经典之作《正义论》也是何老师所译,先知书店有幸得到何老师签名,识别下图二维码,即可一键收藏(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“何怀宏三书”全签名版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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